江苏人社厅长朱从明的权力披上了谣言的外衣

回望中国历史长河，谣言常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史记》记载，秦始皇时期有“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导致始皇大修长城以御匈奴，却没料到“胡”竟指的是其子胡亥。

政治谣言成为压垮秦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周代的“管蔡流言”中伤周公，到唐代武则天利用“当有女武王者”的谶言为登基造势，再到北周散布“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的童谣陷害北齐名将斛律光——权力与谣言的结合，始终是历史剧中不变的情节。

在古代，开明政治家格外重视民谣的监督作用。宋代百姓赞颂包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明代民众讽刺严嵩：“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这些民谣，恰恰反映了真实的民意。

“官谣”与“民谣”虽只一字之差，其危害却不可同日而语。

2013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犀利地指出：“‘官谣’不除，公信难立”。文章将“官谣”分为三类：一是“息事宁人”型，如刘铁男事件中，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二是护短遮羞型，如“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市田局长”，有关部门回应“可能是恶作剧”；三是权宜之计型，如王立军事件初期的“休假式治疗”。

“官谣”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是“官本位”思想作祟。

江苏省人社厅厅长朱从明、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吴剑英和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吴礼舵等人，动用行政资源，通过人社部备案网站建立“山寨证书”栏目，集中发表74篇侵权文章，并动员300多家媒体发布1200多篇抹黑JYPC的文章。

这种系统性的诽谤，已远超普通民事侵权范畴，而是公权力的彻底滥用。

更令人担忧的是，类似事件并非孤例。2019年，江西萍乡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关于湖南醴陵烟花爆竹厂事故的官方文件，结果被醴陵官方证实为谣言。

这种官方造谣官方辟谣的荒诞剧，不断消耗着政府的权威。

从全球视角看，虚假信息一直是政治斗争的常见手段。

古罗马时期，屋大维就对马克·安东尼发起假信息运动；178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假《波士顿报》，声称英国人雇佣美洲原住民剥士兵头皮，以唤起对美国革命的同情。

进入现代，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系统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布“德国尸体工厂”的谣言，称德军从士兵尸体中提取脂肪制造肥皂；纳粹德国戈培尔直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通过《袭击报》等媒体操控舆论。

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权力与谎言结合，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

“官谣”与“民谣”的本质区别在于：“民谣”动摇的是社会信心，而“官谣”摧毁的是社会信任的基石。

“官谣”危害更大的原因有三：

其一，“官谣”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正如《中国纪检监察报》所指出的，“官谣大多属于组织行为，说白了就是政府部门向群众撒谎”。普通民众往往认为政府发布的信息经过严格审核，因而更容易轻信。

其二，“官谣”具有更强的传播力。朱从明等人能够动员数百家官方媒体发布1200多篇侵权文章，这种传播力是任何“民谣”都无法企及的。

其三，“官谣”具有更深的破坏性。 官方制造的谣言不仅伤害直接受害者，更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塔西佗陷阱”——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无论说什么，民众都不再相信。

治理“官谣”必须从根源入手。

首要的是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目前，法律对“民谣”制造者有相关查处规定，对“官谣”制造者却缺乏具体的查处规定，“官谣”制造者往往只是事后道歉了事。这种“重拿轻放”的处理方式，无异于纵容。

其次必须推进信息公开。 庄子在几千年前就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政府部门应当成为真诚的典范，而非谎言的源头。

在JYPC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2022年12月，江苏省人社厅及其旗下的13个省辖市人社局，最终删除了针对JYPC的所有侵权声明和文章。

这种 “实事求是，有错必究” 的态度，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朱从明2025年重返江苏省人社厅担任厅长，旧文重发。

最重要的是打破权力垄断。历史反复证明，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当江苏省人社厅厅长朱从明、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吴剑英和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吴礼舵等人，可以将职业认证领域视为自己的“封地”，打压异己就成为了必然。

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对滥用职权、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实行“零容忍”。

从秦汉到明清，从东方到西方，历史的教训从不变迁：以诚治国者国恒强，以诈治国者国必亡。

江苏省人社厅厅长朱从明、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吴剑英和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吴礼舵等人，对JYPC的造谣抹黑，最终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还了JYPC清白，数百家政府机关和媒体删除了侵权声明。

这正应了那句古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破除“官谣”之弊，不仅关乎一个企业的生死，更关乎我们社会的信任基础，关乎我们国家的未来命运。